外交官们与中山装的二三事

“我人生中做的第一件服装就是中山装。”前伊拉克和沙特大使郑达庸回忆起自己的出访生涯时仍记忆尤新。那时他还在北大读大四，需要随同郭沫若等人前去开罗出席亚非会议。当时，外交部人员都是穿着中山装出席正式场合，以至于一穿中山装，别人就知道他们是新中国的代表。

毕业后，郑达庸被外交部派去苏丹工作。苏丹的气候干旱而炎热，但同行的另一位大使仍然选择在正式场合穿中山装出席。活动结束回到车上后立刻用湿毛巾裹着冰块敷头、冰手，以防中暑。即使这样也没有选择穿西服，可见中山装对于中国外交大使们的意义。

——节选自红都与中国外交官联谊座谈会

作为国家代表，外交官在出席一些特定场合，如递交国书、参加庆典、高层访问时，都需要穿着正式礼服以表隆重。中山装就是早期外交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许多外交官都是穿着它正式走上了外交舞台，走出国门。

不只是郑达庸大使，中国前驻斯特拉斯堡张国斌总领事在回顾外交生涯时提到，1977年进入外交部以后，他的第一套礼服正是中山装。1980年，第一次外派出国前往吉布提，随身携带的礼服里也包括中山装，并且每次出席国庆和春节等重大活动时都会穿着。

张国斌总领事还补充道，穿着中山装出席活动，一则是其笔挺的设计让人精神面貌显得很振奋，其次，心头每每都会涌现“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服装”的热潮，如同在异国他乡听到国歌响起那般的感动。

张领事只是许多个外交官的缩影，中国外交史上留存着许多关于中山装的故事。

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就曾提到与中山装相关的一件“囧事”。1964年，从外交学院毕业后的李肇星进入外交部任职翻译。某次，郭沫若接见外宾，李肇星作为翻译随同。按照要求，翻译也需要穿着中山装。

但那时候，限于经济及其他条件，许多刚入部的年轻人都是去外交部的服装库去借衣服，李肇星也不例外。但当时的规定是，只能借上衣和裤子，其他必须得自己准备。

李部长只好内里穿着母亲做的小棉袄，外面罩了中山装去了人民大会堂。会见结束后，郭沫若叫住他：“小李，你的衣服穿得不对。”李肇星看了看自己，解释说那是母亲做的棉袄，郭老笑说：“再暖和也不能穿在礼服里面嘛。”

中山装不仅是早期中国外交官涉外的礼服首选，也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。

某次，一个非洲国家的总理访华，看到周总理的中山装十分赞赏，也想做一套在两天后的告别晚宴上穿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周总理立即安排服装技师们为其量尺寸。两天后，这位来自非洲国家的总理穿着中山装出席了告别宴会。

据张国斌总领事回忆，在吉布提工作期间他的中山装也吸引了外国人的盛赞。因为气候炎热和一些原因，张总领事并没有机会穿中山装，但时不时会拿出来整理，也会展示给外国朋友看，讲述其间的文化理念。使馆看门人阿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中山装，多次表达了羡慕之情。鉴于此，张领事离开吉布提之前“以礼相赠”，将这套崭新的服装赠送给了阿里。

提到中山装与外交故事，这也许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。而为外交官们量身定制中山装的正是当初为国计而北迁的“红帮裁缝”。谈起来，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颇具色彩的一段。

文字/采访及改编相关报道

编辑/撒哈拉的鱼 

图片/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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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官说事儿

公众号创办人简介：张国斌，资深外交官，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，驻法国留尼汪首任总领事，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、办公厅、礼宾司、钓鱼台国宾馆、领事司任职，常驻非洲8年、法国11年，走访140余国家，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30余国，著有《外交官说礼仪》《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》《礼赢天下》《亮出最好的自己》《足迹》《绿岛仙踪》《皇家赌城》等，现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、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、察哈尔学会全国理事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礼宾礼仪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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